二里头遗址：探寻中华五千年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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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片土地上，隐藏着诸多“中国之最”——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都邑聚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车辙痕迹等。这里，是距今约3800至3500年前的东亚地区核心文化，广域王权国家的都城——大都二里头。
当人们提及洛阳，可能会想到那盛开的牡丹，也可能会想到北邙山头无数的古墓。作为十三朝古都，洛阳见证了中国文明的兴衰更迭。而二里头遗址，便是这历史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始于一位古史学家的执念。在20世纪20年代，随着考古学的传入，一些学者看到了寻找夏代都城的曙光。徐旭生先生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通过对古代文献的深入研究，奔赴豫西地区进行实地踏查。这并不是他的一时兴起，早在1939年，他便开始对中国古史传说展开研究，坚信古代经典中包含着上古中国的口述记忆。在他的坚持下，尘封几千年的二里头遗址得以重现于世。他被誉为“夏史探索的总设计师”和“考古寻夏第一人”。
自徐旭生先生发现二里头遗址以来，几古学家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在遗物、建筑、墓葬、年代学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二里头遗址的发掘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59年至1979年，赵芝荃任队长，明确了遗址的文化内涵和性质，确立了二里头文化在中国考古学文化中的时间坐标。在这一阶段，考古队员揭露了一号、二号宫殿基址，发现了青铜冶铸遗存和等级墓葬等，为探索夏文化和研究商文化提供了重要证据。
第二阶段是1980年至1998年，由郑光先生领导，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这一阶段细化了二里头文化分期，证实了二里头文化已经进入青铜文明阶段。发现了多处祭祀性遗址以及与制骨作坊有关的遗迹和遗物，发掘了高等级墓葬等，为文化分期、年代以及遗址性质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这些发现揭示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脉络，展现了古人的智慧和创造力。如今，二里头遗址已成为人们探寻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窗口。在考古学界的深度探讨之下，关于二里头文化的性质，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广泛讨论，这标志着对二里头及夏商文化的研究迈入了一个全新的层次。从1999年至2019年，许宏主导下的考古工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城市（都邑）考古学的理念引领着团队深入探究遗址范围与城市布局，同时揭示了礼制建筑、中心遗址与周围聚落之间的复杂关系。
经过这一阶段的努力，考古团队成功廓清了遗址的边界，发现了遗址中部的“井”字形道路，勾勒出城市的基本骨架。宫城城垣的发现证实了宫城的存在，部分宫殿建筑基址的揭露使得我们得以窥见二里头时代的宫廷风貌。考古团队还发现了官营围垣作坊区和绿松石器加工作坊，出土了一大批珍贵文物，其中包括著名的绿松石镶嵌龙形器。
随着科技考古的飞速发展，这一时期的二里头遗址考古进入了多学科联合作战的新纪元。自然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我们能够更加立体、生动地展示二里头时代的社会生活图景。更重要的是，这20年间，二里头工作队发现了众多“中国之最”，这些发现充分展示了二里头遗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重要的价值。
像候鸟一样，三古人往返于北京与洛阳之间，他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传承着二里头遗址的考古事业。他们把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洛河岸边的这座小村庄，书写了一个充满泥土芬芳的故事——坚守。如今，第四古人仍在继续探寻二里头的辉煌，补充着这个未完的故事。
历经60余年的发掘与研究，尘封于黄土之下数千年的二里头遗址终于得以重现。面对这片人口密集的土地和残缺的地下遗存，考古人倾尽全力去勾勒二里头时代的社会图景，复原那个曾经的王朝国家。二里头的“王朝气象”体现在大量遗迹中，如大型工程遗迹、手工业作坊、墓葬、祭祀遗迹等。在遗址中心区所发现的“井”字形道路网络是中国最早的都市规划之一，以“九宫格”为框架形成了层次清晰、等级有序的布局结构。二里头遗址还出土了种类繁多、数量庞大的各类遗物，共达2万余件。其中，绿松石龙形器是最具代表性的发现之一。这座尘封于地下的王朝国家遗址所展现的丰富内涵和深厚价值令人惊叹不已。绿松石龙形器，这一令人惊叹的文物，被发掘自墓主人的骨架之上，位置介于右肩与左大腿之间。其头部指向西北，尾部朝向东南，一件铜铃置于龙身中部，原本可能置于墓主人的手边或是系于腕上。
这件龙形器由超过2000片的绿松石片精细组合而成，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2-9毫米，厚度更是仅约1毫米。绿松石龙形器的体态展现出巨龙蜷曲的身姿，巨头与尾部的细致刻画，使得整个龙身仿佛跃然欲生。
仔细观察，龙头被精心塑造并粘嵌在近似梯形的托座上，呈现出浅浮雕状的效果。龙鼻硕大醒目，由绿松石质地的蒜头鼻构成。两侧弧形的眼眶内，镶嵌着象征眼睛的梭形白玉。龙身长约65厘米，龙鳞以绿松石片组成的菱形主纹象征性地连续分布。
在距离龙尾约3厘米的地方，有一件由绿松石条形饰和几何形、勾云纹图案组合而成的饰品，几乎垂直于龙体。两者之间有红色的漆痕相连，推测原本应粘嵌在木或革等有机物上，只是这些有机物已经腐朽消失。
从龙首到条形饰物的总长超过70厘米，有学者认为这可能是早期的旌旗，上面装饰着升龙的形象。在墓葬中，龙牌与铜铃共存，与《诗经》中描述的周王宗庙祭祀场景相呼应。墓主人的身份被认为是王朝的巫师，所用的龙旌具有引领亡灵升天的宗教意义。
这件绿松石龙形器制作之精良、体量之大、用工之巨，在中国早期的龙形象文物中极为罕见。因其出土于二里头遗址——洛阳盆地，被誉为“中国龙”。
二里头文化的出现，标志着东亚文明的腹心地区开始由多元化的古国文明向一体化的王朝文明转变。这一划时代的变革对商周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里头文化不仅是商王朝早期阶段——二里岗文化的直接源头，而且对商周时期的礼制文化、政治结构、区域控制产生了直接和重大的影响。
二里头时代的社会整合与制度建设，通过商周王朝的扩展与分封逐渐实现制度化。以二里头文化为核心的文化交流网的扩展，促进了以周王朝为代表的中国青铜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为秦汉王朝版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可以说，二里头文化以其辉煌的王朝气象、发达的控制网络和统治文明，成为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进入了广域王权国家阶段。
最终，中原腹心地区在与周边文化的长期交流互动中，融汇凝聚出成熟的文明形态，率先进入王朝文明阶段。与此相对照，其他区域则多进入文化和社会的衰落时期。二里头文化向四方强势扩张，中国历史由多元化的邦国时代进入一体化的王国时代。这一划时代的变革奠定了古代“中国”的基础，二里头文化无疑是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