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天安门广场和依然承载着浓厚的政治内涵，成为了中国特有的标志性建筑群。关于其设计原委，众说纷纭，其中不乏有人认为其设计方案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完成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为此，我们采访了亲自参与天安门和设计的著名建筑设计师陶宗震先生，他为我们揭开了这段历史的真相。
新中国成立之初，天安门广场的规划便已开始提上日程。从1957年开始，在苏联专家阿谢夫的支持下，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的专家提出了多个规划方案，但始终未能确定。其中，阿谢夫的设计方案意图将天安门至正阳门间地带大规模改造，并在纪念碑中心设置车道，这一方案在当时引发了不少猜测，也为传言埋下了伏笔。
陶宗震先生明确表示，苏联专家的这套方案更多地是一种布局设想，并未涉及具体细节。其设计理念并未脱离欧洲文艺复兴后的传统广场模式，缺乏新意。真正使天安门广场与的规划设计具备实际意义的，是1958年北戴河会议后的决策，决定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兴建具有时代纪念意义的建筑。
陶宗震先生当时正调入北京市规划管理局，直接参与了天安门广场的设计工作。整个工程是在周恩来总理、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等中央领导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关于天安门广场的红线宽度、长度及总面积等关键数据，实际上是毛主席亲自决定的。尽管设计方案有所变动，但广场的面积红线始终未变。
值得注意的是，陶宗震所构思的天安门广场与苏联的红场概念截然不同。广场的设计方案并未受到苏联专家的影响，因为在1958年之前，苏联的建筑专家已经撤离。当陶宗震向参观团包括来自苏联的建筑师介绍天安门广场的面积时，他们无不为之赞叹，这也从侧面证明苏联方面对天安门广场的规划一无所知。
在规划设计过程中，除了考虑广场本身的布局，还与周围建筑如等的布局紧密相关。陶宗震曾提出将分为两座建筑，两侧各三栋建筑的设计方案，以丰富中轴线上的艺术形式和周围环境。这一设想在当时的汇报中得到了副市长万里的认同和支持，他们主张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布局的设计元素，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出更为雄伟的氛围。
万里同志曾经听取工作汇报时，提及了一张照片中的过去时光。提及国家大剧院的建设时，市秘书长贾星五提出了一个颇具洞察力的建议：“大剧院不应占据天安门广场的视线，而应独立建设。”这一建议被采纳，国家大剧院最终被安置在了的西侧。
在关于南池子延长线的决策过程中，万里同志要求陶宗震去征求罗瑞卿大将的意见。罗瑞卿得知公安部新办公大楼可能被拆除时，虽面露不悦，但也表达了他的担忧：“若真的要拆，我有异议。”罗瑞卿的担忧源自公安部新办公大楼在1958年才刚刚建成，拆除对于当时的新中国来说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损失。这一决策涉及到对新中国资源的合理分配和利用，因此必须要慎重考虑。
天安门广场的规划过程中，南长街和南池子的延长线问题一直备受关注。北京的中轴线上缺乏南北交通路线，如果不打通这两条延长线，天安门广场将成为交通堵塞的焦点。公安部新办公大楼的地理位置及其重要性使得这一决策更加复杂。当时的决策者们面临着如何在满足交通需求与保护现有建筑之间找到平衡的挑战。
在设计天安门建筑工程的方案过程中，征集而来的方案虽经过七轮评选但依然没有达成理想的成果。尤其是在的设计上，因为直接关联整个天安门广场的建筑布局，急需确定方案。为了进一步解放思想，周恩来号召年轻同志与老一辈专家一同参与国庆工程的设计。在这样的号召下，陶宗震也积极投入到的设计工作中。他不仅汲取了周总理的鼓励话语中的精髓，还借鉴了古今中外建筑精华，最终打破了传统木结构建筑的束缚，以“五段式”的布局呈现出了的独特风格。
在的实际设计过程中，陶宗震遇到了如何设计屋顶的问题。传统的中国大屋顶设计对于庞大的体量来说显得格格不入。权衡之下，陶宗震决定放弃传统大屋顶设计，寻找更为适合大会堂的设计方案。这一决策不仅体现了陶宗震的专业素养和勇气，也反映了他在建筑设计领域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与创新精神。毫无疑问，设计的过程中充满了挑战与改变。在此之中，有一个显著的例子便是的平面设计造型问题。
周恩来总理曾提议将的万人礼堂设计成类似马蹄的“卵形”。陶宗震在对这种设计进行深入分析时，发现如果采用这种形状，观众的视线距离将被拉长至近百米，这将导致后排观众可能无法清晰地看到主席台的情况。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陶宗震经过多次绘图和比较后，决定采用扇形设计，这样可以将观众的最远视距缩短至60米以内，确保每位观众都能获得最佳的视觉体验。这一决策充分展示了中央领导对设计师意见的尊重。
当陶宗震的设计方案被选为最优并被告知这一消息时，北京市规划局局长冯佩之对其表示鼓励，并称之为“第一”。随后，陶宗震迅速准备了一套详细的剖面图纸，作为初步设计方案提交。尽管他没有参与后续的施工设计，但这一经历对他而言仍然弥足珍贵。在那个时代，的设计体现了集体主义的精神，个人的贡献往往隐藏在集体的荣誉之中。尽管陶宗震没有在他的设计方案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但他内心并不在意。因为他深知，通过参与这个国家级重大项目，他在设计思路和认知能力上得到了巨大的提升。这种经验无疑是他人生中无法替代的宝贵财富。
热情洋溢的时代背景下，气势恢宏的仅用了十个月的时间便巍峨耸立于天安门广场的西侧。在当时，许多群众可能无法想象，这个被选中的设计方案出自一位在北平和平解放后才从事建筑设计工作，尚未至而立之年的年轻人之手。这不仅是他的骄傲，也是整个设计团队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