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扩大对外投资既是对“一带一路”开展“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合作的积极回应,也是深化区域经贸合作、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与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必然选择。
对外投资是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的必然要求
当前,“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资源禀赋各异、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产业结构互补,这为中国扩大对外投资、深化区域分工协作提供了有利契机。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积累了充裕的外汇储备、较高的储蓄率以及扎实的产业积淀,在国际市场中具备一定的竞争优势。尤其是,在国内部分行业产能结构失衡、劳动力成本上升、产业转型压力增大,以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等多因素作用下,中国亟须放眼全球,加大对外投资力度,统筹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通过产业技术研发合作,占据全球产业链与价值链的高端位置,促进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与此,“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普遍存在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投资资金缺乏等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迫切需要引入外部资金、短缺产品、产业技术以及管理经验,将潜在的资源禀赋优势转化为实际的经济优势,促进地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这与中国外汇储备庞大、工业体系完善、工程技术成熟以及管理经验丰富等形成很大互补性。,中国扩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不仅有助于实现国际产能大合作,而且可以带动区域道路互联互通,推进能源资源勘探、开采以及加工合作,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资源互补与产业融合。
对外投资促进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共赢发展
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积极为企业海外投资“松绑解套”,带动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2017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43.6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12%;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施并购62起,投资额88亿美元,同比增长32.5%;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1443.2亿美元,完成合同营业额855.3亿美元,同比增长12.6%。随着对外投资规模持续扩大,中国对外投资涉及的领域日渐广泛,涵盖采矿业、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零售业等行业。尽管能源矿产是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重点,但获取技术、品牌、市场的海外投资占比正在不断提升。2017年8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明确限制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境外投资,重点推进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境外投资活动,以便在有效防范对外投资风险的,进一步促进国际产能合作。
显而易见,中国对外投资不是中方单赢的“独奏曲”,而是多方共赢的“交响乐”。一方面,“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将形成铁路、公路、航空、管道等综合立体交通体系,改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通基础设施条件,带动区域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目前,东非铁路网起始段的肯尼亚蒙内铁路已经竣工通车,中老铁路首条隧道全线贯通,中泰铁路、匈塞铁路、卡拉奇高速公路正在有条不紊地建设。另一方面,中国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产业合作,建立越南龙江工业园、泰国泰中罗勇工业园、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中国·印尼聚龙农业产业合作区、中国—白俄罗斯工业园等海外园区,有助于促进产品垂直互补、产业链上下游互动以及技术共同研发,带动地区经济发展。截至2017年底,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24个国家建立了75个境外经贸合作区,入区企业达3412家,涉及加工制造、资源利用、农业产业、商贸物流、科技研发等领域。再一方面,中国对外投资增加了当地财政收入,并创造许多就业机会。2017年,在“一带一路”沿线建立的75家境外经贸合作区,给东道国上缴税费累计22.1亿美元,为当地创造20.9万个就业岗位。 中国对外投资面临多重挑战
尽管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巨大的经济互补性与发展潜力,但由于沿线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以及宗教文化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带来不可低估的风险。
政治风险主要是地缘政治博弈、东道国政局动荡等方面。“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是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焦点,一些大国为了维护自身地缘政治利益,采取各种措施阻挠中国资本介入,增大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难度。据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2017年3月发布的报告显示,“一带一路”国家评级为5—9级的国家占比为84%(1级风险最低,9级风险最高)。
市场风险主要是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律制度不完善、市场机制不健全,以及企业内部管理不科学等所产生的风险。一些中国企业由于不熟悉国外商业习惯和法律环境,往往要承担商业经营、市场融资、汇率贬值等方面的风险。,中国企业海外快速扩张还存在投资目标不明确、国际化经验缺乏、管理经验不足以及社会责任意识缺乏等方面的问题。
文化差异及文化冲突也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不可忽略的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族成分复杂,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等宗教信仰并存,增大了沿线各国合作的难度。加上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相互渗透,局部地区武装冲突此起彼伏,导致相应地区缺乏安全保障。
全方位构筑对外投资合作新格局
当前,中国对外投资应本着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通过加强政府协调与民间互动、收集对外投资信息、深化国际产能合作、完善金融服务以及加强企业自主创新,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经济深度融合,构筑对外投资合作新格局。
第一,加强政府协调与民间互动,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利用“一带一路”、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10+1”、中阿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等国际性合作组织平台,定期举行政府政策协商与民间互动,增进政治互信、经济融合与人文交流,共同制定区域合作协调机制与投资保护协议,强化监管、通关、检疫、认证等双边多边合作,实现海关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创造贸易投资便利化条件,支持跨境电子商务等新业态发展,积极开展重大规划项目对接,共同开创互利共赢与风险管控并举的营商环境。
第二,收集对外投资信息,提升企业决策的准确性与科学性。构建以政府服务为基础、中介机构为主导、大型企业参与的信息网络系统,及时收集整理“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别特征、社会安全、产业发展以及项目风险等方面信息,建立内容充实准确的“一带一路”跨境投资信息数据库,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提供必要的信息支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的各方面风险定期进行评估,定期予以发布警示,着力降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风险。
第三,立足区域比较优势,促进跨国优势产能合作。发挥中国企业在工程建设、装备制造、资金实力等方面的比较优势,以铁路、公路、航空、管道和网络等通道建设为切入点,发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的平台作用,支持带动中国企业将优势产能、技术输出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区域道路互联互通、产业梯度转移与装备制造业输出,创造市场需求与就业机会,实现高质量的对外开放与对外投资。
第四,发挥金融服务功能,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强力支持。发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上合组织银联体等平台作用,通过银团贷款、转授信等方式,为中国企业投资建设“一带一路”提供金融支持。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以及其他金融中介机构需要不断加强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完善信贷、担保、租赁、咨询以及预警等服务,为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加强金融风险防范,建立跨境资金流动监管、金融市场监管等合作机制,推动沿线国家对跨境投资风险和危机处置的交流与合作,保障中国对外投资企业安全。
第五,加强企业自主创新,提升对外投资核心竞争力。尽管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受到诸多非市场因素影响,但从本质上看,企业只有在产品、技术、管理等方面占据优势,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需要坚持创新驱动理念,综合运用政策、金融、人才等多元化支持方式,加强产品研发、技术创新、市场把控、流程优化,切实履行环境保护等社会责任,不断提高企业的市场认可度与占有率,将“一带一路”倡议转化为对外投资高地,走上高质量、高效益、可持续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