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供应链入手，加强食品安全监管

　　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问题事关民众的健康、生命安全及社会的安定。而近年来，食品安全事件屡屡发生，不禁使国内外学者对食品安全治理的制度产生了质疑，，国内外学者对食品安全的治理手段进行了深入研究。

　　食品安全控制体系的评估指标用于评估某个地区或国家的食品安全是否符合食品和农业组织（FAO）及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要求，，评估指标应受到各国的重视。

　　运用国际认可的评估指标对本国的食品安全控制体系进行评估，有利于国内食品安全工作的进行。食品和农业组织（FAO）发展了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评估标准，提出食品安全控制体系的评估标准应考虑五方面因素，即食品控制管理、食品立法、食品检验、官方食品控制实验室、食品安全和质量的信息、教育及交流。

　　Ananias　Bagumire,　Een　C.D.　Todd（2009）研究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食品安全控制系统是否符合国际要求，并以乌干达的水产业监管系统为例，对其食品安全法律和管制、主管机关、检查服务及实验服务等方面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这些国家的食品安全控制体系（NFCS）并不能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Een认为，这些国家应继续努力，提高本国的食品安全水平，以满足国际要求。

　　随着食品贸易的全球化趋势的加强，为了能在国际食品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增强本国的竞争力，我国必须严格遵守国际标准，仔细衡量我国在立法、监管机构的设置等方面是否满足国际要求，为我国食品出口开拓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

　　食品安全管制的主体主要有规制机构、企业、社会中介组织、消费者。Jasper　Oloo（2010）　从食品供应链的角度研究如何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他提出，供应链主要包括运营商、支持者和推动者。供应链上的每一成员都应该为促进食品安全承担一定责任。

　　学术界认为，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监管具有很重要的作用。Anne　Wilcock（2004）认为，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的频发，说明仅仅依靠政府力量进行监管是远远不够的，政府监管不能保证食品的绝对安全。通过研究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态度、知识、行为及三者之间的关系，发现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不同态度，并不一定会对食品消费的安全性产生影响，而消费者关于食品安全方面的知识却对食品消费的安全性具有一定影响，应为消费者提供专业知识的帮助，充分发挥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监管的重要作用。

　　Dilip　Ghosh（2014）对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进行了研究。与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相比，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比较分散，未能发挥消费者和相关产业在食品安全监管中应有的作用，仅仅依靠政府监管机构进行监管，不能实现很好的效果。，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不仅仅只包括政府在内，消费者和企业也应积极参与其中。

　　政府是食品安全监管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政府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法规，旨在维护消费者利益，惩罚因食品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而引起的投机行为，维护食品市场的正常运行。，国外学者基于俘获理论，对政府的监管作用提出了质疑。Martinez（2011）认为由于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规制往往也是有限的，政府的食品安全规制政策对于降低食品安全风险并没有直接影响。

　　Ehiri,　Morris和McEen　（1995）的研究表明，政府应该加强HACCP体系的成本收益研究，就实施HACCP体系在降低产品召回率、节约时间和资源等方面的作用，向食品企业提供令人信服的研究证据，从而提高企业积极性。

　　Helen　H.Jensen　（2007）的研究说明了进行食品安全规制有必要建立起风险评估系统以及食品检验检测体系。Martinez（2011）等人认为由于私人企业和公共监管机构的利益不一致，导致双方很难实现协同治理，为了实现私人部门与公共监管机构的协同，必须促进公众监督、保证数据共享以及双方之间的信息交换。

　　Elodie　Rouviere和 Julie　A.　Casell（2012）运用案例分析法，对法国食品安全的协同治理进行了研究。这种协同是指政府监管机构和食品企业的协同，旨在增加企业对食品安全监管的责任。通过协同治理，监管机构的监管实践有所变化，并且对食品企业经济激励的手段，由惩罚转变为预防。

　　Abu　Noman　M.　A.　Ali（2013）对孟加拉国食品安全监管的法制体系进行了研究。他认为长期以来孟加拉国食品安全监管收效甚微，主要原因是孟加拉国从未改变监管的执法理念。并提出在执法框架中运用“回应规制理论” （responsive　regulation　theory）。Jessica　L.Smith（2013）通过运用问卷调查法，对餐饮服务人员的食品安全知识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餐饮服务人员缺乏食品安全知识，他认为通过教育来提高食品相关工作人员的食品安全知识水平。

　　Anne　Wilcock（2013）也认为应消费者关于食品安全方面的知识对食品消费的安全性具有一定影响，应为消费者提供专业的食品安全知识帮助，减轻食品安全监管的负担。Gordon　Hayburn（2014）认为第三方审计方法是保证食品供应链安全的最有效方法。S.　Andre　Starbird（2015）运用数学模型对食品安全监管如何影响食品生产者和加工者的行为进行了研究。并通过运用比较静态分析法，发现对于不遵守监管法律的运营商的内部处罚较之于外部处罚，更具有激励作用。

　　关于食品安全管制的效应研究，国外研究比较丰富，学者们的观点不尽相同。

　　有学者认为食品安全管制的成本效益是很难衡量的。John　M.　Antle（1999）食品安全控制体系的成本和收益是很难测量的，这主要是因为食品安全本身就是很难确定的。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要设置出一种方法，能够充分利用有限的和不完整的数据对成本和收益进行评估。

　　也有学者认为食品安全控制体系的实施可以降低企业的投入成本，并且可以减少监管机构的监管成本。

　　illiam　Evange　Nganje（1990）在文章中运用实证分析法和问卷调查方法，量化HACCP在企业内部的实施和运行成本，并分析了实施HACCP监管体系的小型肉类加工和包装企业的盈利能力，并进一步对实施了HACCP监管体系的企业的效率与未实施企业的效率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实施HACCP监管体系，能够降低企业成本，并且企业规模越大其实施HACCP的成本就越低。Jenifer　Ann　Buckley（2013）对密歇根的手工加工食品及食品安全管制进行了研究。通过运用“演员网络理论”对食品加工工艺、食品监管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打破了以往认为食品安全监管将阻碍手工工艺进步的说法。在谈到手工工艺与食品监管之间的利益关系时，作者认为两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具有互补性和协同性，而不是竞争性和排他性。

　　Tanya　Roberts（1996）运用机会成本范式分析肉类生产加工行业实施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HACCP）的行业成本，并分析了HACCP对经济的激励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HACCP对经济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HACCP的实施是否能够减少新的病原体的产生，仍需要长时间内对其实施的效果进行研究。

　　国外关于食品安全的研究虽然已经很丰富，仍然有很多不确定性的存在，这就决定了相关研究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国外的研究一般都是针对某一个特定的地区展开的，比如关于欧盟、美国及撒哈拉以南等国家的食品安全研究，这就决定了这些研究具有一定的区域限制。并且食源性疾病的发生也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针对减少食源性疾病发病率的政策和方法也具有不同的特点。世界各国应积极借鉴国外经验，但必须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而又能取得一定成效的举措。关于食品安全管制的主体，国外研究已经很丰富，尤其是介绍消费者、企业和政府监管机构在食品监管中的作用的文献更是丰富。

　　，食品安全监管的主体不只是消费者、企业和政府监管机构。行业协会等第三方组织也是重要的监管主体，而关于研究第三方组织对食品安全监管的作用的文献却是很少。为促进第三方在食品安全监管中的积极作用，学术界应加强对第三方组织的研究，发挥其在食品安全监管中的积极作用。

　　关于食品安全管制的手段，国外研究已颇为丰富。大多数文献都是研究政府、企业等主体对食品安全的独立监管，关于各个主体协同合作的研究还是很欠缺，国内外学术界应丰富各主体协同治理的研究，为食品安全监管寻找新的途径。

　　对于食品安全监管的效应分析，国外对监管的成本效应分析很丰富，关于监管的效应研究仍然有许多不确定性，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关于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学术界说法众多，缺乏另学者们都认可的分析方法。学术界应加强对监管的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的研究，探索更准确有效的评估方法。

　　，国外关于食品安全管制的研究虽然很丰富，但仍然有不完善的地方，食品安全监管的理论研究仍然需要深层次的探讨和研究。（作者为河北经贸大学商学院产业经济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