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已经走过了11月7日的零点，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以下简称“北大六院”）儿童抑郁症门诊里，家长们还在陪着孩子们等待。“请‘加20号’患者到1诊室就诊！”电子叫号机响起，一个妈妈赶忙把孩子摇醒。这个约莫12岁的男孩从椅子上爬起，惺忪着睡眼，被爸爸妈妈拉进了诊室。
作为中国顶级精神专科医院，白天，北大六院的门诊永远是拥挤的，每一处座位上、走廊上都挤满了人。到了夜里，大多数区域会变得空旷、黑暗，只有儿童门诊例外。
进了门诊大楼，经过空空的成人门诊，再通过两道静谧的走廊，就会变得热闹起来，孩子的玩闹声、家长的交流声、叫号机的电子音会持续到后半夜。
已经有很多孩子从下午就开始候诊了，他们有的已休学，有的是请假过来的。
等候叫号的15岁广西女孩是第二次来北京了，两年前确诊抑郁后，父母为她办理了休学。她说起自己走南闯北的求医经历——喝中药、旅居、去各种诊所和医院。上次来京时，她还被带进一间布置得古色古香的屋子，和一位“玄学大师”待了三小时，花费5000元。
一位拉着9岁女儿来看医生的妈妈，花1000多元找“黄牛”挂了专家特需号，为了早点见上医生，丈夫在中午先过来取号报到，饶是如此，女儿前面还是排了不少号，她有些着急“今晚至少要十一点才能排到我们。”
北京室外的气温降到3℃，还有约三十人守在诊室外，没有一个座位是空着的。空地上，几个三四岁小男孩滑着玩具车，吵嚷着跑来跑去。大一些的孩子捧着手机在看短视频，有的打起了瞌睡。父母带着病例、X光片、保温杯甚至课本坐在一旁，略坐坐就站起来张望，追着助理医生问“还有多久到我们？”
电子屏上变化的数字提示着排队进度，几乎每位医生的“当前患者”一栏都显示为“加xx号”。一位工作人员说“没办法，孩子们大老远来北京，医生不加号看能怎么办？”
凌晨两点，一位女医生看完了她的一个小患者，坐诊18个小时后，她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专注精神健康领域的互联网医院“好心情”联合中国麻醉药品协会精神卫生分会发布的《2023年度中国精神心理健康》蓝皮书显示，中国青少年抑郁症的检出率比四年前差不多翻了一倍。
而由《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健康时报》等共同发布的《2022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显示，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已达15%到20%，50%的抑郁症患者为在校学生。
“我爸也该去看病”
诊室里，一个父亲情绪激动，指着女儿喊“你有什么好抑郁的？我过得这么难，我都没抑郁，我抑郁还差不多！”
听到这些话，女孩哭了起来，爸爸态度并未转变，他冲出了诊室。
这是11月初，发生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医学心理科副主任医师谢稚鹃诊室的一幕。女孩14岁，情况比较严重，可能需要转到专科医院，但父亲并不理解她。
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副主任医师闫秀萍也常见到这样的家长。她的门诊来过一个高一的小姑娘，原本在河北衡水上学，成绩很好。爸爸特别焦虑，不觉得孩子是真的生病，还是会跟孩子提各种要求，女儿有情绪时，他就发脾气，甚至和孩子动手。
女孩告诉闫秀萍“你得跟我爸说说，让他也去看看病。”
品兮曾是一名热衷“鸡娃”的海淀妈妈，女儿摘摘是市重点中学的学生。2017年12月，在摘摘的强烈要求下，品兮带着她去了北京回龙观医院，这是北京市最大的公立精神专科医院。坐在诊室，看着女儿“重度抑郁和中度焦虑”的诊断结果时，品兮一片茫然。
看到诊断结果那个瞬间，摘摘“挺高兴的”，原来很多情绪不舒服是真实存在的，自己“被承认了”。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她就在上课外班，每天晚上都要补课，周末从早到晚补习。那时上课外班要“赶场”，换不同的地方，很多同学没时间吃饭，家长带着饭盒，就在教室里或路上吃。
品兮在家哭了一个礼拜，开始反思自己的教养模式。“2012-2015那几年，北京小升初拼得白热化，是课外班的鼎盛时期。孩子太辛苦了”。
品兮原本是一名药品销售经理，她总会督促销售代表们去跟医生打交道，自己也总会去拜访医生，工作压力很大。医药代表不需要坐班，每天中午、晚上需要去门诊找医生交流，但她渐渐中午出不了门，后来晚上也没力气出去了，就在家里躺着。回想起来，那时自己可能也抑郁了。
“挺分裂的，自己都动弹不得，还要‘鸡娃’。”品兮说，她后来干脆辞了职，专心“鸡娃”，自己状态不好时就把女儿当成出气口发泄情绪。女儿一有小错，她就歇斯底里，训个不停，考试丢分了，她就给女儿加码，要多做多少张卷子，多补几门课……
“育儿先育己”，北大六院儿童精神科主治医师赵梦婕分析，从大环境来看，大部分家长面临比较高压的状态，工作也好，经济也好，又有老人孩子，如果平时不注重调整情绪，可能就会将负面情绪累积到家庭中去。
回想起来，女儿早就有症状了，初二时，每到考试就发烧，心口跳、后背痛、头疼、肢体僵硬，但品兮也只是带孩子喝中药调理身体，满心想的都是不能耽误学习。
品兮慢慢放下管控和期待，允许女儿自由成长。9个月后，女儿重新回到了校园。
陪女儿疗愈情绪这五年，品兮也帮助了很多有同样困境的家长。她专门建了青少年抑郁症家长微信交流群，家长们在交流孩子的失控状态时，她会告诉大家，要改变孩子，要改变的是自己。家长是孩子的港湾，给足孩子支持、自由和爱，孩子才可能成长。
“生病的是教育”
“生病的孩子背后是生病的教育，要么是父母有问题，要么是老师有问题。”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策划学术委员、昆明丑小鸭中学校长詹大年对经济观察报说。
2023年10月，詹大年作为主办人之一在昆明举办了“首届青少年心理安全论坛”，600多名来自全国的中小学教育工作者，医学、心理学界的专家挤爆了会场。
会后，上百名校长和老师参观了詹大年创办于2011年的丑小鸭中学。这所学校专门接收不能正常上学、不能正常和父母交流的孩子。90%的学生来自“三高家庭”——高学历、高收入、高地位。
詹大年曾是一名在体制内工作近20年的校长，对教育存在的问题有长期观察。他眼中没有“问题孩子”，孩子们只是无法适应传统的教学方式和评价标准，和家人、老师、同伴相处遇到了障碍。抑郁只是表征，背后是当下教育生态的缺陷。
他认为，在评价和教学都标准化的学校，孩子不能穿喜欢的衣服，留喜欢的发型，以自己喜欢的方式看书，学自己喜欢的东西，怎么会喜欢上学呢？“连课间十分钟也消失了，把人生需要的东西都删除，这是很可怕的”。
最近，安定医院医生闫秀萍也关注到“消失的课间十分钟”现象，一些学校因为怕孩子打闹出事故，不让孩子课间去户外活动。她希望家长能把心态放好，也希望学校能够多一些担当。孩子通过打闹学着和人相处、处理问题，这是必须经历的成长，长期处于封闭的教室环境，对孩子的心理发展不利。
闫秀萍注意到，很多学校对有自伤风险的孩子特别紧张，怕孩子在学校出现危险，孩子稍微有一点情绪问题，都会不想让他去学校。孩子要复学时，很多老师会要求医生写上“建议上学”，或“治疗已完成，疾病已痊愈”，但这在医学上并不符合规范。
闫秀萍说，有些小孩会自伤，如果不是特别严重，只是特别烦躁时划自己一下，没有特别严重的自杀倾向，其实是可以上学的。孩子去上学能有事情做，跟同龄孩子在一起，能起到调整情绪的作用。
“丑小鸭”的孩子有的也会自伤，詹大年把这视为孩子发泄和求助的方式，他相信只要处理得宜，孩子慢慢就不会这样了。
在“丑小鸭”，孩子们可以自主加入学校“法庭”自我管理，书本随处可取，走廊上的钢琴可随意弹奏，操场的防腐木舞台被拖洗干净，方便孩子们“躺平”晒太阳、看书聊天。詹大年觉得，这些做法刚好符合心理学界提出的运动疗法、阳光疗法、群体疗法、音乐疗法、作品疗法……
有个孩子，原本医生已束手无策，在“丑小鸭”竟慢慢好了起来。孩子的主治医生是西安一家医院的大夫，他专门到学校看了孩子之后，对詹大年说“老实说，我都不想干医生了，我想跟你干。”
为什么呢？医生回答说，抑郁症单靠医院是治不好的，最好要走向自我治愈，这需要心理、医学、教育、陪护多方面起作用，但医院只具备医学功能。
2021年6月修订实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加强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教育，建立未成年人心理问题的早期发现和及时干预机制。
也是在这一年，在“丑小鸭”内部的一次心理测评里，90多名在校学生中有71名被评定为“重度抑郁”。
这次测评带给詹大年的困惑和那位西安医生类似很多事情单靠学校也解决不了，必须多方联手。
经过两年的构想和筹备，2023年10月，詹大年与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合办论坛的热度超出预料原本计划规模是300人，最终来了600多人，很多人搬来小凳子坐在过道，地上、墙边都挤满了人。
詹大年希望能向全社会抛出一个概念不要害怕抑郁症，多方联手，最终可以治愈它。
和孩子一起疗愈
九月下旬之后，儿童精神科的医生们就忙起来了。暑假时，闫秀萍单次门诊一般就20多个患者，最近，她每次要看的患者数逼近40个。很多家长见到医生的第一句话是“我们家孩子最近没去上学”。
“很多孩子寒暑假在家里待着，没什么压力，心情好很多。一开学，情绪就又不行了。”闫秀萍分析，除了学业压力，孩子还特别在意同龄人对自己的看法，这个环境里，有些特别敏感的孩子就很不舒服。
无论是在学校老师、精神科医生的观察中，还是在统计数据里，近几年发生情绪问题的青少年都越来越多了。
2023年10月发布的《2023年度中国精神心理健康》蓝皮书显示，40%的中国青少年感到孤独，高中生抑郁检出率为40%，初中生抑郁检出率为50%，大学生轻度焦虑风险达38%——在4年前，青少年抑郁的检出率为24.6%，其中轻度抑郁为17.2%，重度抑郁为7.4%。“这种变化，一方面是青少年患病人数真的变多了，一方面是大家尤其是孩子自己的意识提上来了。”谢稚鹃告诉经济观察报，很多孩子是自己决定来医院的，有的孩子跟家长要求了好几次，家长实在拗不过才带过来。不是所有家长都能很快意识到问题，有的家长始终抗拒、回避孩子抑郁这件事，觉得孩子就是想不开，矫情，不坚强。“整个社会对精神疾病的了解是相对欠缺的，精神疾病看不见摸不着，不像发烧了一测就知道。”赵梦婕介绍，很多家长听到孩子抑郁了，觉得天都塌了，会否认，会愤怒，甚至觉得医生瞎诊断，或孩子是装病。
虽然家长的意识常常有待提高，但医生们有个共识愿意带孩子来看的父母，即使还不理解疾病，也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是一种理解的尝试和开始。他们会鼓励这样的家长。
在北大六院、安定医院这样的顶级精神专科医院，外地来的孩子特别多，许多人从河北、内蒙古、山西、河南等省份过来。遇到难治的病例，或可能有自伤、自杀甚至冲动攻击行为、存在较高风险的孩子时，医生会建议住院治疗。
每次出诊，闫秀萍总尽可能多跟孩子聊聊，病人不特别多时，她会问细致一些，带点心理治疗式的聊天，这样对孩子更好。但医疗资源有限，遇到复诊的、比较稳定的病人时，她只能叮嘱几句话就开药，全程就几分钟。
儿童青少年和成人的抑郁症状不太一样，治疗也会困难一些。
赵梦婕介绍，成人抑郁症状比较典型，对自己的情绪体察、表达都会很清晰。儿童青少年可能会表现为爱发脾气，家里就觉得是不是孩子进入青春期了。孩子生病还可能有外化的行为变化，如在学校不遵守秩序、跟同学起冲突、成绩变化、学业困难等。小龄的孩子则更多表现为身体的不舒服，可能经常会说肚子疼、头疼。孩子的身体代谢比成人更快，对药又敏感，不良反应可能更大。
她介绍，孩子们情绪问题可能会有社会心理因素，如学业压力、同伴压力、家庭关系等等，只针对孩子去治疗，整个系统不变的话，孩子后期的情绪改善可能会比较慢。
孩子和父母的情绪相互影响。这几年，赵梦婕感觉到，门诊家长的态度有变好的趋势，他们比过去更能去接纳孩子的情绪问题，更快去调整家庭环境，也尽可能去寻找资源帮助孩子好起来。“我也想跟孩子们说，遇到困难要跟家长跟老师寻求帮助，大家都特别爱你们，愿意去帮助你们，所有问题都是能够过去的。”闫秀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