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阳康”后不宜进行高强度运动,如果2023年中考体育项目不改变,不可避免会出现“阳康”后的学生,为了考试而增加运动强度导致损伤的情况。体育纳入中考是为了测试学生的体质及体能训练情况,现在疫情尚不稳定,不少学生都相继感染新冠。“从目前状态来看,疫情感染到什么时候为止是个未知数,学生几乎都在上网课,没有时间进行体育锻炼,况且专家也建议,‘阳康’后的学生不宜进行高强度运动,那么这届中考学生的体育成绩,自然很难达到理想水平。”张凯华说。
陕西省目前最新版的中考体育标准制定于2019年,张凯华认为,现在情况和4年前相比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2023年中考体育项目不改变,不可避免会出现“阳康”后的学生,为了考试而增加运动导致损伤的情况。
目前中考体育总分为60分,在总成绩中净占比不算低。如果学生发挥不好,势必影响中考总成绩。
“体育考试是测评而不是伤害,没人愿意看到‘阳康’后的学生因中考体育加强锻炼,致使身体受到不必要的伤害。不仅如此,‘阳康’后的学生要在短时间内提高体育成绩,还可能求助某些机构,这和国家的‘双减’政策相违背。‘阳康”后因剧烈运动致死的事件不止一件,我们对新冠是否会引发其他病变的认识有限,不应该冒这个险。,我建议有关部门准确研判‘阳康’后的运动风险,如果没有准确的科学论断,建议取消2023年的中考体育科目考试。”张凯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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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还是优化 各方怎么看
华商报2022年12月28日B02版《当阳康遇上体育中考是否有可能优化中考项目?》曾关于该话题采访多位初三学生和家长、体育老师以及体育教研员,了解各方对于该话题的看法。
各方声音,主要存在的担忧有以下几点
,陕西在疫情第一年曾有政策调整的先例,这次疫情政策调整带来的变化和影响同样重大,进行科学研判不仅势在必行,更应快马加鞭。
,是否会在考试前面临第二轮感染,目前无法预知。
,因为之前时不时就因疫情居家上课,学生们已经错过最重要的冬训。年后开始训练,大多数学生的体能会恢复到以往的60%-70%,少数基础好的学生能达到85%左右。一位体育老师认为,这次的疫情带来的特殊结果,对政策制定者和教师来说,是一次警示,相关部门应该考虑,是否需要通过增加备选项目等方式,优化整个考核体系。
根据之前的报道内容来看,直接取消体育中考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更大的可能是根据“是否剧烈”划分,从而优化考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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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回应称将根据疫情形势进行研判
记者查询发现,近期广州、南京、深圳、郑州等多地教育部门针对2023年体育中考安排作出了回应。
广州市教育局1月10日发布微博称将联合市卫健委组织专家进行充分研判,并根据体育中考相关政策规定审慎决策,科学安排2023年体育中考,及时向社会公布。
南京的政务平台曾这样回复家长提问目前,2023年中考相关政策还没出台,我们将密切关注疫情形势,在上级行政部门指导下,紧密结合我市实际,后续具体情况将根据实时情况研判,并第一时间公告社会知晓。
资阳市、深圳市相关部门也于近日作出回应,称将在下学期开学后,根据疫情形势研判评估。
1月13日,郑州市教育局发布2023年郑州中招体育项目抽号结果,有家长提出建议取消中招体育。对此,郑州市教育局表示,中招体育抽号是中招工作制度框架下的一项程序性工作。之后教育局将根据疫情综合各方面因素,进行科学研判并出台具体考试方案,如遇特殊情况会适时作出调整。 华商报记者 李新怡 白仲夏
省人大代表石胜彬
构建四级近视防治体系
优化配置医疗资源
现状
医疗机构和学校之间,存在明显的联系屏障。眼看着近视学生的比例快速上涨,却没有一个成熟的筛查和防治体系来保障青少年的视力健康。
省人大代表、西安市第四医院院长石胜彬在2023年陕西省两会上建议构建起“省、市、区(县)、校”的四级青少年近视防治体系,让近视防治不只停留在医院层面上,而是由政府主推,建立起公立医院牵头、辐射全省眼科医疗资源的体系。
“2017年总书记关于青少年视力健康就有过重要指示,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陕西逐步建立起了眼科联盟,我所在的西安市第四医院牵头成立的‘西部眼科联盟’,共联合了173家医院、27家成员单位,在陕西12个地市、112个区县的889所学校,为23万学生进行视力筛查。”石胜彬说。
但23万这个数字在陕西省庞大的青少年总数面前,依旧显得微不足道,石胜彬发现,尤其是在西安之外的地市,医疗机构和学校之间,存在明显的联系屏障。眼看着近视学生的比例快速上涨,却没有一个成熟的筛查和防治体系,来保障青少年的视力健康。将防治的关口前置,通过医校联合的方式进行筛查和教育宣传,势在必行。
“比如说进校园的公益筛查,必须有教育部门的背书,以及各个医疗机构的联合,才能顺利进展。要让青少年防治,不只停留在扩大学校教室面积、调节教室灯光、增加课桌间距等环节上,更需要大量专家深入基层,为基层的青少年解决实际问题。,需要搭建好平台和体系,吸纳具有筛查能力的单位,青少年的近视防控绝不是单打独斗的事情。”石胜彬说。
,石胜彬建议,要将我省的眼科医疗资源良性结合,覆盖更大范围的筛查和诊疗工作,将点连成线,让公立、私立医院形成合力,发挥集体力量,动员起政府、医疗机构、学校以及社会各界,加强社会对于青少年视力健康的重视程度。
>>共同关注
西安市中心医院眼科主任杜兆江
医校联系的确存在壁垒
2020年教育部曾公布青少年近视数据,总体儿童、青少年的近视率为52.7%,较2019年上涨2.5%,较2018年下降0.9%。,低龄化问题突出,6岁儿童近视率超9%,最高的达到19.1%。我省的青少年近视情况和全国的数据基本持平,西安市中心医院眼科主任杜兆江博士介绍,高中生近视率约为80%、初中生为70%。
在医校联合方面,杜兆江说,医校联系的确存在壁垒,如果是主动联系医院要求筛查学生视力健康的学校,合作起来非常顺畅,但如果医院想主动进驻学校,的确存在困难。“我们医院的眼科覆盖了西安市临潼区所有中小学的视力筛查,科室原有的医生加上流动的研究生、实习生,共有50余人,有时还有志愿服务队帮忙,从2018年开始,为临潼的160多所学校学生筛查,共计29万余人次。的确,如果全省的医疗资源整合,能为青少年视力健康作更多贡献。”
,整体的筛查工作也可以优化,杜兆江说,如果是面对全省的青少年,可以通过统一检测设备、检测技术等方式,提供更专业的诊疗服务,收集更准确的数据。
按照以往的青少年近视筛查经历,杜兆江回忆,都是由教育部门牵头,主动权不在医疗部门的手中。那么,到底能不能联合起两个部门,值得深思。
“现在的眼科联盟不止一家,而且每家的侧重点不同,有的是三甲医院医生直接下到基层解决高难度手术,有的从培养人才着手,有的则通过学术会议建立联系,队伍建设方式很多,整体来看,组织架构还是较为松散。”杜兆江说。
眼科医生的培养周期较长,优质人才也大多集中在一线城市和三甲医院。如何让医护们在本就高强度的工作中,继续投身到公益的眼科筛查工作中。杜兆江介绍,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要为年轻医生树立起长远的眼光。“眼科诊疗工作的收获,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转化、变现,这需要长期的积淀。我们科室已经有很多个活生生的例子,当积淀足够时,不止是从业者自身有所成长,更会对社会产生正向效益。” 华商报记者 李新怡
省政协委员孙周勇
建议工程建设中考古工作实施委托制
节省建设单位时间成本
现状
目前基建考古实行招投标的做法,拉长了土地出让和工程建设周期,造成了经济建设和文物保护之间的矛盾,也与考古工作的科学性相悖。
在今年省两会上,省政协委员、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孙周勇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议改变目前基建考古实行招投标的做法。他认为,工程建设中的考古工作是保护地下文化遗产的重要环节,目前采取的招投标做法,拉长了土地出让和工程建设周期,造成了经济建设和文物保护之间的矛盾,也与考古工作的科学性相悖。建议改基建考古招标为委托制,以节省建设单位的时间成本,促进经济发展,有效保护文物。
基建考古实行招投标选择考古单位
能在全省配合做基建考古的仅一家
在接受华商报记者采访时,孙周勇介绍,2021年3月,自然资源部、国家文物局印发《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中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指导意见》,要求健全“先考古,后出让”的政策机制。“随着‘先考古、后出让’考古前置土地使用模式的全面推广,我省建设工程中古代文化遗产得到了积极有效的保护。但国家提出明确要求之后,我们的工作量也在成倍增加,一些矛盾就展示出来了。”
建设单位或土地储备部门,特别是实行土地储备的开发区要求在招拍挂前要净地出让,需要专业考古研究机构开展拟出让土地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他们一般采取的委托形式,是按照工程招投标的形式来进行的。招投标最少需要三家单位参与竞标才可以。而由于考古工作专业性强,需要具有国家文物局颁发的团体领队资质才能从事考古勘探与发掘,承担单位均为国家公益事业科研机构。
“目前陕西全省有考古资质的单位也就七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研究室、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研究室主要承担汉唐长安城的主动性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配合考古专业学生实习开展发掘,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主要是在做兵马俑考古。剩下能配合做基础建设工程考古发掘工作的就只有四家了,西安市院主要任务是辖域内考古工作,勘探发掘任务常年处于超负荷状态,而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主要承担属地范围内的考古工作,专业技术人员不足二十人,工作任务异常繁重,不具备条件去承担其他区域的考古任务。能在全省范围配合做基建考古的仅有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一家。”
因应标单位数量不够
招标过程往往需3个月乃至半年
因为应标单位数量不足没法招投标,所以建设单位往往要通过流标多次、最终以“单一来源”或“竞争性谈判”的方式来确定考古工作承担单位,这一过程往往需要三个月乃至半年以上。这一看似合法、实则为招标而招标、以完善程序为出发点的冗长过程,导致工程建设周期延长,工程建设与文物保护之间矛盾较为尖锐。
“这种情况也往往会引起建设单位和考古部门之间的矛盾。比如每年春节往往都要集中开工一批项目,工期要求很严,而我知道的省内一家考古机构的工作任务都排到明年去了。这些工程往往要求一两个月内就要开始施工,但考古工作没做完又不能施工。有些建设单位不了解情况,往往通过各种办法想在签署考古工作合同前,就希望工程建设勘探发掘工作能尽早开展,这极大增加了考古机构管理风险,对考古行业的声誉来说也是一个损害。而最主要的问题,是把时间耗费到漫长的招投标过程中了。”
实际上考古工作是文化事业,是具有重要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它不是单纯的商业行为,考古发掘经费全额都上缴到财政了,根本就不具备市场化的条件。现在这样做导致工程建设中文物保护工作合约签署周期加长,工程建设进度无法保证,引起了建设单位和政府工程的不满。有业主单位甚至认为,工程建设中的文物保护工作对经济发展形成了阻碍,不利于保持各级政府和建设单位保护地下文物、弘扬传统文化的热情。
建议对此进行专题调研
改基建考古招标为委托制
孙周勇建议发改委、财政厅、审计厅等部门对这一问题进行专题调研,在全面推进考古工作前置的,足额保障考古经费,结合现状探讨改变考古勘探、发掘工作中的“程序性”招标制度的可能性,建议相关职能部门制定符合实际状况的专业事项委托办法,在保障考古工作的科学性和“纯洁性”的,缓解工程建设与文物保护工作之间的矛盾,促进我省经济快速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