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家渴望诗与远方结合在一起时，我想“游”与文化之开拓是密不可分的，果能合一处，对人才之崛起好处很多。纵观古今中外，大人物必定会有一场非凡的旅行。
中国是旅游大国，遍地是资源。人们早已把旅游当成生活中一项重要活动。但我以为今天，游不在多走多看，人生精力有限，“游”的兴趣点应在“悟”。若能在一山一水一景之间体察到宇宙万物变化，人生真谛，才算是有价值的。伊朗诗人萨迪说“旅游是一条到达天宇之路。”那些成就大事业的人，无不是在旅行中开拓自己，铸造了辉煌的人生。
孔子55岁离开鲁国，开始长达14年的诸侯国周游，68岁才得归来。这样长期的游历，终于使他在思想境界上达到了“耳顺、从心所欲、不逾矩”，让他一颗心彻底静下来，进入《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的编辑整理工作。这项千秋大业的完成，为中华文化、世界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倘若没有这14年的漂泊体悟，他是绝不可能成功的。
司马迁20岁开始游历天下，“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遗风，分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司马迁青年时代的这次壮游，连续有3年时间，搜集了大量散失在民间的史料，为《史记》一书的纂修做了扎实的准备工作。他宽博雄肆的文笔在旅游中形成。可以设想，没有这几年的漫游，是不会产生那千古不朽的《史记》。
诗人杜甫被誉为“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天宝十四年安禄山造反后，他开始流浪，也可以说是旅游，创作了“三吏”“三别”“北征”等诗篇。漫游让杜甫颠沛流离，加深了对社会现实的深刻认识。大诗人仅仅有才华是不够的，旅行开拓了诗人的襟怀，确实得到“江山之助”。
近代学人有大抱负、大胸怀者不能不提——康有为。在1904年，他乘船渡印度洋进入地中海，半年中游历了意大利、瑞士等欧洲11国，1905年又自加拿大游美国。他考察议院制度，撰写了《罗马沿革得失》一文，成为我国对国民政治全面研究第一人。康有为游历海外7年，所得之结果，是他晚年政治思想、学术体系成熟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
五四时的著名学者刘半农，在欧洲有5年的游学经历。那几年欧洲生活之艰苦，可真算是“穷得淋漓尽致”，终于完成《四声实验录》，还在伦敦写出了流传久远的白话新诗《教我如何不想她》。他又抄录散失海外的敦煌文献，1925年编成《敦煌掇琐》。刘半农作为学者、诗人，最重要的著述，都是这五年在欧洲完成的。没有这次赴欧之行，他的成就就无疑减色不少。
伟大人物一生中，必定要经历一次伟大的旅行。我这一说法，最让人信服的，是英国著名的学者达尔文在青年时代，在贝格尔舰上，长达5年的环球考察，人们终于看到了一位伟大学者的不朽著作与旅行结合最传神的写实。1831年9月，达尔文说服父亲，登上贝格尔舰。事后达尔文说“在贝格尔舰上的5年，比在大学里呆上半个世纪更有价值，它决定了我的整个事业。”在5年的考察中，达尔文一共写了26本日记。1859年，正是在这些日记的基础上，《物种起源》发表了。环球考察决定了他一生的方向。
现在人们总是为兴趣、或是减轻生活压力而出游，很少有人能从人才学、成功学、或心理学角度去进行有意义的旅行，更无人将每一次旅行与一生的事业联系起来考虑。我想从大人物的旅行中，我们会悟到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