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上摩托车，穿梭在武汉空旷的马路上，鲍飞偶尔会不自觉地“神游”。
疫情最严重的那段日子，他很少在街头看到人和车，临街的店铺一间间从眼前闪过，极少有开着的。城市突然间少了生气，身为武汉人的他也感到陌生。他忍不住想，“武汉到底怎么了？”
鲍飞是一名外卖骑手，负责给武汉的一家生鲜店送货。疫情暴发至今，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跑单。尽管每天从早忙到晚，“不充实”的感觉总困扰着他。“我只想疫情快点过去，武汉早点解封。”
挣钱养家的，鲍飞希望为武汉添一份力。雷神山医院开建后，他去做了9天义工，送货间隙也经常帮邻居们捎些吃的用的。
像鲍飞一样，许多快递小哥和外卖员依然活跃在武汉街头。迫于生活压力、考虑到岗位职责、为市民做点贡献……他们的想法不尽相同，但都在用实际行动支撑着这座城市的运转。
忙碌的，他们感知着人情冷暖，也见证了特殊时期网购消费的意义所在。随着城市走向复工，人们对网络消费的需求在不断增长。据“武汉发布”数据显示，2月中下旬的两周时间，湖北发出和签收的包裹量均较此前增长了近3倍，武汉地区签收的包裹量也增长了30%。
1月31日，武汉某物流配送站，一名站点管理人员由于需进入医院送货，他带上了护目镜。新京报记者 陶冉 摄
“不能停下来”
鲍飞的家庭条件原本算得上优渥。他是一家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打拼六年后攒下两套房和一百多万存款。2017年儿子确诊自闭症后，他办理了停薪留职，专心带孩子看病。
过去近两年间，为了促进儿子的身体和智力发育，鲍飞每天都会给儿子打一针营养针。一针7500元，“就是拿钱在怼。”
房和车卖掉了，存款也很快花完，鲍飞做起了外卖骑手。之所以选择这份工作，是因为上班时间可以自由安排，送完单，他能抽点时间陪陪孩子。
为了准备好接下来的医疗花销，疫情期间，鲍飞仍坚持跑单。
他平均每天工作12个小时，日均收入500元以上，多的时候可以到800元。“这都是用时间堆出来的。”从去年起，鲍飞就多次登上站点的“单王榜”。他说，疫情期间单量比平时少，但每单的价格是以前的两倍多，算下来收入还是比平时高，每天能多挣200元左右。
到了午饭和晚饭时间，鲍飞总要抽空回家陪孩子，耐心地陪孩子说说话。5岁的儿子至今只能清晰地说全两句话——“爸爸回来了”“爸爸陪我玩游戏”。晚上八点半，他会出门，继续跑到凌晨一点左右再回家。
作为兼职骑手，郭峰的本职工作是公交集团的后勤员工，1月23日武汉“封城”后，公交停运，他闲不住，骑车送起了外卖，“这个第二职业我很喜欢，累了就回家休息，有精神就跑一下。”
从春节前到现在，除了有三四天时间缺口罩没出门，郭峰一直在外面送餐。他已经习惯了这种长时间、快节奏的工作方式。
“生活压力很大，（我）不能停下来。”每个月，郭峰要还几千块的房贷，女儿学古筝、学画画、上各科辅导班，也都需要用钱。为了给孩子创造一个好的学习环境，他只能想办法增加收入。
有天凌晨五点多等餐的时候，郭峰看到一位骑手趴在摩托车上睡着了。他心想，那人身上一定也有故事。“你说谁会在疫情期间还这样拼命地去赚钱呢？”
被封锁的武汉，继续忙着跑单的除了本地人，还有没能回家的外地骑手。咸宁人王建已经独自度过了50多天。年前，妻子和女儿先回了老家，为了多挣些钱，他决定干到年底，却没想到之后就被困在了城里。
骑着电瓶车，王建经常以54公里/小时的最快速度从一个点赶往另一个点。每天500块钱的单子，是他给自己定的标准。每天，他差不多要送五六十单。
王建平时不开灶，也没在家里囤些食物。跑单的时候，他通常会在路上给自己点一碗热干面，和顾客的订单一起放在配送箱，送完单，就蹲在路边吸溜着解决掉。
每个月，他要给家里汇去三四千元。如今父母、妻女和80多岁的奶奶都待在老家，他成了全家唯一的收入来源。
40岁的老计与武汉有着一段特殊的感情。他曾在武汉读过四年大学，后来去南方闯荡。去年7月，生意失败的他回到武汉做起了外卖骑手。
城市的“蜂鸟”
鲍飞自认为是一个有原则的人，货没送到绝不提前点“送达”，平时骑车遵规守纪。但这次疫情期间，他少有地破了一次例——2.3公里的路程，他只花了三分钟就骑车赶到，过路口时也没注意看红绿灯。
之所以会破例，是因为鲍飞为上一单耽误了20分钟时间。打通客户电话通知取货时，听筒里传来“嗯嗯啊啊”的声音，随后电话被挂断。鲍飞觉得奇怪，收到短信，才明白顾客是位聋哑人。
“她发短信说不好意思，她听不到也不会说话，叫我把货放到一个地方她去拿。”
担心对方找不到货又没法和自己联系，鲍飞没敢走，一直站在门口等人来。20分钟后，女孩终于出现。
看到鲍飞还在等，女孩朝他深深地鞠了一躬。那一刻，鲍飞觉得有些心酸，也对女孩多了几分敬意。“她特别有礼貌，90度鞠躬，还跟我打手语，估计是表示感谢。”把货交到女孩手上，他注意到下一单只剩下三分钟就要超时，只能心急火燎地骑车抢时间。
这些在外跑单时遇到的事，鲍飞很少会跟家里人提起，受了委屈，也会在回家之前在心里藏好。
不久前，他给一位顾客送货，按照规定应当送到小区门口的取货点，对方为了求近，让他送到侧门。到达之后，他才发现侧门已经用三米高的木板封死。
鲍飞说，按照客人要求，他要一件一件地把货推过去，对方说可以了，他就松手。结果有一提纸没接住掉到了地上，对方当即开骂。“骂的话特别难听。”鲍飞很想撂挑子不干了，但理智和现实告诉他别和钱过不去。
后来，没活儿干的时候，他看到雷神山医院在招义工，索性报名参加，去工地上帮忙搞起了电焊。工人一天能拿一千多，而他一分钱不要。直到医院建好住进了病人，他才回去继续跑单挣钱。
鲍飞在雷神山医院工地做义工时的自拍照。受访者供图。
在雷神山的那几天，鲍飞的摩托头盔承担了安全帽的功能。一天夜里，他蹲在房顶，用手机拍了条视频作为留念，身后是正在建设的工地。“希望我的速度能赶上病人治疗的速度，越快越好。”
郭峰没去过雷神山医院，但他经常给方舱医院和被作为隔离点的酒店送餐。方舱的订单大多来自医护人员，隔离点的订单则来自暂时被隔离的普通人，其中经常夹带有特殊需求——有人下完单会打来电话，请郭峰帮忙捎盒烟或者带瓶酒，让他藏好别被工作人员发现。
跑单的时候，王建也经常遇到客户在备注里要求帮带东西，他一般不会拒绝。“帮人帮习惯了。”他曾一次性帮人代买了三袋50斤的大米，240个鸡蛋，还有一些水果蔬菜和零食。光采买和送货就花了一个半小时。
在工作之余，老计喜欢玩微博。在微博上，他记录自己所到的每一个角落，大家把他当做一个了解真实武汉的窗口。
封城初期，他接到了很多代买菜的单。在帮一个老婆婆买菜时，老计难住了。菜钱加起来要44元，送到地方，他看到老人手里只捏着一张20元的纸币。
“我能感觉出来，那个婆婆家条件不是很好。”老计想，要是跟对方实话实说，这么点菜44元，她肯定觉得没给她买好；但要只收这20元，明天、后天她再买菜怎么办？
“我一想，就干脆不要她钱了”。他编了个理由，连哄带骗地跟老婆婆说“有人请客”、“公司领导发奖金了”。
老计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外卖骑手不仅仅是一个人，这个群体能够正常工作，就代表后面的商家在营业，背后的平台也运营正常。通过关注他，某种意义其实是在关注这个城市是不是正常运转。“因为吃喝住行是我们普通人最关切的事情，如果吃的问题能够顺利保障，大家都会在心理上获得一种安全感。”
在工作之余，外卖员老计喜欢玩微博。在微博上，他记录自己所到的每一个角落。受访者供图
正如媒体评论中所言，对很多人来说，快递、外卖小哥就像城市的“蜂鸟”，用力挥动着自己的翅膀，穿梭在小区楼宇和街头巷尾。作为确保物资供应的重要一环，他们在维系城市正常运行、降低病毒传播风险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月中旬的时候，武汉下了场雪。那一天，老计停下电动车，一笔一画地在积雪上写了个“干”字。
大家都会害怕
疫情最严重的那段时间，鲍飞所在的站点一度只剩下他一位骑手。
最初，每给顾客送完一单，鲍飞都会用消毒液给双手消毒，有时也帮着顾客消毒。“我也害怕疫情啊。”但他想，只要做好防范，戴好口罩，每天消毒，问题应该不大。
得知鲍飞还在冒着风险出去跑单，家里人曾一致反对，“我父亲差点要和我干架。”鲍飞只能劝他们放心，稍有松动后，再找时间溜出来跑单。送完单，为了避免和家人接触，他选择骑车回到20多公里外的老房子去住。
开始跑单后，鲍飞一连20多天没回家，直到武汉的疫情逐渐得到控制。后来回到家，警惕心仍不敢放下，他不仅和家人分房住，连晚上睡觉都戴着口罩。
疫情升级之前，鲍飞都是把货直接送到顾客家门口。那段时间，有人给他送红包和饮料，也有人拒绝靠近，“看我的眼神都像看病毒一样。”
小区实行封闭式管理之后，他只能在大门口等顾客下来取。但总有人不愿意出门拿货，订单取消，他就相当于白忙一场。
由于经常去方舱医院和隔离点送餐，郭峰一样会紧张。每次送餐，他都提前打电话联系，约好放餐地点或是让工作人员转交，尽量避免和顾客碰面。
最近，他还多了几次用绳子送餐的经历。有些顾客住在邻街住宅的二、三楼，快递员一到楼下，他们就放下根绳子，要求把装餐的袋子系在上面。这种方式也是无接触，双方都愿意接受。
顾客用绳子取餐。这种方式无接触，外卖员和顾客都愿意接受。受访者供图
疫情之下，王建比以前更关注发生在身边的事。他曾在网上看到过两则新闻，一则是有确诊病人对着电梯按钮吐口水，那个小区离他的出租屋很近；另一则发生在两站地铁远的地方，一个外卖小哥送一位胃痛的路人去医院，结果第二天，路人就因确诊新冠肺炎离世。
王建想，如果当时遇到那位路人的是他，他也会去帮忙。“尽量做好防护，如果感染上也没办法。”
各个小区封闭之后，上厕所成了他在外跑单时的首要难题，小区里的公共厕所不让进，外面的公共厕所不敢进，他能忍就忍，撑得住就等晚上回家再解决。
他通常在早上七点起床，量完体温，穿上工作服，再戴上两层医用口罩出门。走到小区门口，还要用红外线测温计测一次。送货时经过卡点也要测，一天下来，他最少要被测二三十次。
快递员李帆将药物交给慢性病人家属。受访者供图
李帆身上的责任比以前重了一些。他要面对的是各种慢性病人的家属。从城区接货后，开车前往下属的区县和乡镇去送药。他为尿毒症患者送过三四十斤一箱的透析液，也为癫痫病人送过小件的专用药。
按照公司要求，头一天的货第二天就要送到客户手上。以前，李帆要装满一车才送货；现在，哪怕只有十几件也要跑，“可以说是不计成本。”每次把货送到客户手上他总有一种成就感，送药救急，让这种感觉更加强烈。
让他印象最深的是，每次电话通知取件，电话那头的音调都会突然拔高，“听上去很激动。” 除了对接病人家属，李帆还多次前往金银潭、火神山、雷神山这些定点医院送药。闷在防护服里，他更加理解医护人员的不易。
据报道，2月底，武汉市外卖员、快递员缺口2000人，电商平台缺口4000人。为了缓解市场保供人手不足的压力，武汉市政府在有条件的地方帮助企业安排外卖、快递小哥集中住宿。尚未复工的企业富余劳动力将在加强健康体检和卫生防护的前提下，签订短期服务合同，为外卖和快递队伍缓解压力。
“快递小哥”背后的“宅经济”
2月2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武汉召开记者见面会，邀请武汉疫情防控一线的普通工作者讲述自己的故事，老计就是其中一员。
他对自己的工作也有了新的认识。他意识到，作为众多疫情期间坚守工作的骑手中的一分子，他不仅仅代表个人，“很多骑手兄弟也能感受到这份荣光。”而帮大家解决了一些或大或小的生活问题，则让他很有成就感，想到了小时候大家都有的那一点英雄情结。
疫情期间，各地快递、外卖小哥忙碌身影，是“宅经济”兴起的映照。
小赵是北京的一名快递员，这段时间以来，最多的订单是蔬菜水果，是衣服。他感觉到，最近五六天的送货量有明显增长，一天送两三百件是常有的事。他在小区门口一个个打电话、发短信，等人来取。这就延长了送货时间，他来不及吃午饭，一天只吃早晚两餐。
“我现在一天送快递走一万多步，但一天要说的话三万句都不止。”小赵说，他送货地区，有三五个人两个月以来几乎天天有快递。
3月10日，北京一位快递员在空地上摆起地摊，隔着围栏，把快件递给围栏内的居民。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据一家大型生活服务类平台数据统计，全国疫情期间餐饮之外的订单增幅超过77%，春节期间蔬菜、肉、海鲜等食材销量环比增幅达到200%，葱姜蒜售出393万份，人们还买走了500多万个口罩。
除了生活物资，据网商平台数据，室内运动设备订单数也大幅上涨，春节期间，某电商平台上的健身设备成交量持续走高，2月至今自营瑜伽垫成交额同比增长近6倍。
眼下，复工脚步在逐渐加快。2月26日，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冼国义谈到复工问题时透露，全国餐饮住宿业在逐步复工，其中部分餐饮业的复工方式以外卖为主。2月25日全天，武汉市的餐饮外卖量就已达到13万单。
3月10日，国家邮政局市场监管司副司长侯延波向媒体介绍，“邮政快递行业复工人数近300万人，复工率达到92.5%，日处理邮件快件稳定在1.6亿件以上，复产率超过80%。”，顺丰、京东物流、“三通一达”、百世、德邦、苏宁物流等主要快递企业也已早在2月10日宣布实现全面复工复产。
老计知道，越来越多行业复工，快递员和外卖小哥也不再是街上的“少数派”。疫情过后人们也许会忘了他，但他仍然珍视此刻感受到的“英雄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