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半烧包给老祖宗汇款还得交快递费

今年的9月2日是农历七月半。 有传言说，学贯中西的清末大儒辜鸿铭留英期间在房间烧香烛祭祖，房东英国太太问他“你的祖先什么时候会来享用这些酒菜？” 辜鸿铭回道“在你们的主听到你们的祷告声，你们的先人闻到你们孝敬的鲜花香的时候吧！” 烧包祭祖是我们的传统民俗，虽然现在出于环境保护和安全的需要，禁燃禁放，但“鲜花祭祀”“网上祭祀”“家庭追思会”等文明祭祀方式仍可以把我们中元节祭祀祖先的传统继续下去。 在新的文明祭祀的方式尚未成为习俗之前，且让我们看看曾经的中元节是怎样的。 七月半烧包给老祖宗“汇款”，是一种慎终追远的民俗 “除了规定给每个祖宗要写多少个包以外，还要准备四个红色的包。这四个红色的包是给土地菩萨的，相当于邮费、快递费。

” 75岁的刘叔华，对上个世纪长沙七月半烧包的一些习俗还记得很清楚。刘叔华是长沙市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推动委员会委员，退休后对长沙老建筑的保护、对长沙民俗的挖掘和传播发声、发力不少。 刘叔华把七月半的烧包比喻成给祖宗“汇款”。把祖宗所在地的土地庙比喻成邮局。老家益阳的刘叔华，因为父亲很早就从益阳出来了，给自己这边的祖宗烧包的事情，已经“淡化”很久了。刘叔华妻子是长沙人，结婚后，因为岳父母非常讲究七月半的烧包祭祖，和岳家人一起给岳家的祖宗烧包，便是婚后的刘叔华每年七月半的惯例。 刘叔华一般负责纸包上“收件人”和“发件人”的相关内容的书写。刘叔华的岳父母住在开福区的上大垅，他记得，那一带的土地神，他岳父让他写的是“皂角龙王白马将军”。这个皂角龙王白马将军，刘叔华没查出有什么典故，他估计这是上大垅以前的原住民口耳相传的土地神的名字或是别号。 写好后，包上要滴上鸡血，再撒上些水饭子。水饭子是煮好后用清水搅拌过的米饭。 刘叔华介绍，那个时候烧包，一般会选择在家附近找个可以烧包的公共场所，这样的场所，当时一般是在路边、家门前或者小区门前的空坪等。上大垅附近，有条短而宽的路叫固城路，那条路车和人都很少。他岳父家及附近人家烧包，一般都是在固城路的路边。 烧包用的是长沙话叫枞毛须子的干松树针。早在七月之前，家里的老人一般都会提前把枞毛须子准备好。这些枞毛须子或来自烈士公园里的松树林，或来自岳麓山或郊区的别的山。先把松树针烧起来，再把包放到火上。烧的时候，即使有包没放好，也不准翻动，“怕翻动了，祖宗就收不到”。 长沙的七月半烧包，实际上，是从七月十一就开始了，一般会在十四之前就烧好，也有十五日才烧的，“传说是七月初一‘鬼门关’就打开了，老祖宗就能够从‘鬼门关’出来，七月十五是鬼门关关上的日子，‘鬼’、我们的老祖宗的探亲假，就半个月的时间。


很多人赶在十五之前烧，就是怕十五那天，‘鬼门关’关得早，老祖宗还没拿上钱就要匆匆回去了。” 另一个规矩是，如果家里有上一年七月半之后的新亡人，烧包则会提前到七月初八到七月初十之间烧。 以上是上世纪末长沙还普遍在的“烧包”的一些讲究。而在上世纪中叶之前，讲究更多——烧包的前一天，家里会根据经济情况的不同，办一桌或是几桌酒席，和亲朋一起“接祖宗”。接新亡人，称为“迎新客”；接去世一年以上的亲人，叫“接老客”。无论新客老客，接回来了，就要送出去。近数十年送祖宗，大多数人只是烧包，但在上世纪90年代，长沙还可以看到有人除了烧包外，还烧用锡箔制作金、银锭和纸折的冥箱、冥衣等，以供列祖列宗“冥中”受用。 比较巧合的是，一般长沙的七月十三到七月十五这几天会相对更闷热些，老长沙人便说这几天是“鬼蒸包子”，“说祖先得到我们供奉的包子和好的饭菜，他们带回去的时候凉了，要吃就要蒸一下。这么多‘鬼’要吃饭，要‘蒸一下’，天就热了”。 刘叔华是无神论者，虽然他觉得这样的解释有迷信的成分，但他更愿意把这些迷信活动看作是一种慎终追远的民俗，是传统文化中祖宗崇拜的一部分，“民俗嘛，不管它有没有道理，既然它存在，我们就觉得它挺有意思”。 和刘叔华一样，出家人增慧法师也认为，不能简单粗暴地将祭祖贬斥为封建迷信，“我们的生命从哪里来，亲人们离开我们后去了哪里，他们是否过得好？”这是我们尚不能科学地解释这一切的时候，我们祖先的一些猜想。以及因这些猜想而有的祭祀成为了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增慧法师是洪山寺的住持。虽然出家了，但对先人的祭祀和追念，并没有因出家而改变。今年，烧包的时间还没到，他就早早给先人写好了包。他写包的时候，发现今年的包封后面，印有邮轮、大巴和飞机等交通工具，且有注明是通过这些交通工具“特快专递”，他很佩服商家与时俱进的新观念，“他们这是告诉烧包的人，不要担心祖宗收不到”。 “鬼节”原是中元节、佛欢喜日和秋日祭祀的“三合一” 和大多数传统节日一样，七月半或者说中元节的起源，因为中国地域的辽阔，和各地文化上的或大或小的差异，也没有定论。较为普遍认同的一个说法是，佛教的传入和传播，将原本在农历七月半前后有的对祖先的祭祀，固定在了七月十五这一天。


农历七月十五，是佛教中的佛欢喜日。增慧法师介绍，佛教有三个节日在传入中国后，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三个传统节日。这三个节日，一个是中元节，一个是四月初八前后，云南西双版纳一带的傣族的泼水节，这个节源于四月初八的浴佛节。浴佛节又叫佛诞节，人出生后要洗澡抹身，佛也一样。浴佛就慢慢演变为泼水。还有一个，便是十二月初八的腊八节，这一天，也是佛教中的佛成道日。传说释迦牟尼在这一天修行成佛，后世，佛教徒为纪念这一天，用米及果物煮粥供佛，后来就演变成这一天煮“七宝五味粥”。 佛欢喜日，又称为“僧自恣日”。增慧法师介绍，佛教发源地的古印度，每年的四月十五到七月十五日，是雨季。雨季的古印度，地上很多昆虫，出门就会有踩死虫子的可能。，佛陀就立下了僧侣雨季不外出、只在山林间和寺庙打坐修持。这被称为“结雨安居”。佛教传入中国，“结雨安居”的这三个月，正好是中国的夏天，在中国，“结雨安居”便成了“结夏安居”。


七月十五日这天，是佛教徒结束为期三个月的“安居”的日子，也是佛教徒修行圆满的日子，所以，大家都高高兴兴，因而这一天就被称为“佛欢喜日”或“僧自恣日”。 在佛教未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就有在七月半前后祭祀祖先、消灾祈福的习俗。 普遍认为是成书于两汉之间的儒家经典《周礼》中的《春官·司尊彝》篇有记载“秋尝冬烝，祼用斝（jiǎ）彝黄彝（指祭祀用的酒器）。”《礼记·王制》“天子诸侯宗庙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尝，冬曰烝。” 春夏秋冬四季祭祀，各个朝代日期不一。秋尝则是秋天收获季节，所以曰“尝”，人们在秋天向祖先神灵献祭，供奉时令佳品，品尝丰收果实，祈愿来年有个好收成。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七月正是秋收季节。七月的祭祀，称为秋禊。“禊”指的是洁净，秋禊是秋天在水边举行的祭祀礼仪，这一天一般是在七月十四日。 巧的是，七月半这天，也是道教中的中元节。道教中的中元节，最早是从北魏时期开始形成。北魏时，道教有了三元日的说法。三元中的上元，是正月十五；下元是十月十五。道教传说中，中元这天，地宫打开地狱之门，众鬼要离开冥界，有主的鬼会被活着的人接回家，没主的则到处游荡。 增慧法师介绍，佛欢喜日和中国秋日祭祖的节日结合，主要是因为这一天，和佛陀十大弟子之一的目犍连尊者有关。传说这一天，修成罗汉的目犍连尊者利用打开了的天眼看到地狱中的母亲在受苦受难，经请示佛后，与别的罗汉一起把母亲救了出来。因而，这一天也被称为盂兰盆节或盂兰盆会。“盂兰”在梵语中是倒悬的意思，盆是指盛供品的器皿。佛教认为这一天供奉佛，可解亡亲在地狱中的倒悬之苦。 道教的中元节、佛教的佛欢喜日和早就存在于民间的秋日的祭祀是什么时候在民间并到一天的，目前还没有具体可考的时间。可以肯定的是，七月半被称为“鬼节”，则是因为道教和佛教的传说。


民国时河灯顺湘江而下 清嘉庆《长沙县志》载“初十至十五日，名中元。设羹饭、酒食，盛列几筵，以祀其先，剪纸为衣，凿楮钱焚之，名曰荐祖。城市喧闹之处，或诵经献烛，施赈孤魂甶子，谓之盂兰会。”嘉庆《善化县志》也载“初十至十五，陈肴果，接公祖，剪纸衣、包楮焚送之；寺庙诵经施食，祀无主孤魂，谓作盂兰会。” 这两段记载，至少是在清嘉庆时，长沙地区民间的祭祖已经和佛教的盂兰盆会交织在了一起。而从刘叔华记忆中的烧包截止日是七月十四日看，长沙保留了“秋禊”的一些讲究。 颇通湖湘掌故的本栏目顾问、著名文史专家陈先枢介绍，民国时期的七月半，有迷信行业用锡铂纸做成银圆形状或印制“冥国银行”钞票出售，非常畅销。 ，民国时，长沙城内有的大家族还设有烧衣会。自七月初起，即举家折金银纸锭和衣包，由长房长孙恭写列祖列宗某某冥中受用，下书某某子孙敬具。

到七月十五日，整个家族或成群结队上祖坟祭祀烧包，或在月亮初升时把金银纸锭和衣包抬到湘江河边行礼焚烧。沿河还盛行放河灯。用皮纸或箬叶折成船或莲花，船或莲花上放上油灯，便是河灯。每年七月半，湘江各码头都有河灯下水，盏盏河灯漂于河面，是七月半期间湘江一景。 陈先枢介绍，民国时，长沙周边农村比城里过七月半时还要讲究些。这些讲究一是表现在祭祖时间长，七月半祭祖的时间为十天左右，初五中午和十五下午，每家分别举行“接祖先”“送祖先”的盛宴(酒菜比平常多一些，讲究一些)，灵牌的移动即是“接”、“送”的标志。，每天供奉的餐数也多一些，城里一般是早、中、晚饭，乡里则除了早中晚的正餐外，还有“早伙”和“腰伙”。“早伙”是在早上的六点左右，“腰伙”是下午四点左右。“早伙”、“腰伙”只供果品、什物(炒的瓜子、花生、豆类及炸的油货)和凉开水，不上酒菜。这和农民夏季日长出工早、收工迟，因而干活中要打(吃)“早伙”“腰伙”的习惯一致。虽然老祖宗们已经死去，但后人接回他们之后，还是把他们当活着的时候一样。 非常有爱的是，民国时的长沙，“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也不会“饿着”和“空手而归”，有慈善家设置醮坛，请僧道诵经，打发施赈。